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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史的新书评介
道安华冈佛学学报第3期(p141-148)台北：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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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汉永平十年(六八)传入中国，迄今历二十个世纪，时间之长，历代知识高僧之多，弘播之广，影响中国文化之深与广度，国民生活信仰之潜力与人生观，留下来无比丰富而宝贵的佛教史料，但却没有一部整顿得有条不纷，合于现代人头脑和胃口的中国佛教通史或佛教断代史，或宗派史等，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
可惜的是：这只是一部不完整的禅宗断代史。因他只是从达摩(公元五00)禅传到中国时始至唐会昌法难(公元八四五)前后止，这一段时间内所形成的禅，只有三百五十年(五00－－八五0)。会昌以下，尚有一千一百年的禅宗史实，尤其宋代的禅宗，是特别值得一书的，但均未曾写入禅史之内。禅是“东方文化中之精髓”，中国佛学中的特质，影响中国文化尤深且广，而没有把它写完，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了。好在达摩禅的发展壮大的黄金时代的人物跟禅法，均被作者全部写入。作者所以如此，认为达摩所传禅法到会昌法难时止，在此三百五十年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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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达摩一脉相承所传的印度如来禅，是没有离开印度大乘佛教的禅法。会昌以下所传承的禅，是达摩禅不断地发展演变，遂渐适应中国本位文化而成为中国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达摩禅渗透了中国老庄玄学思想。中印文化配合为一的禅，与达摩传来的禅，面目全非了。这也许是作者写中国禅宗史到会昌止，而扔掉一千一百年禅史的原因所在吧？如果健康情形允许的话（按印顺论师，近两年来，动过两次手术，目前仍有严重风湿关节炎），我希望他再将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史写完，(否则，则同胡适博士只写上古哲学史，而中古与近代的中国哲学，无法完成，岂不成为千古遗憾？)因禅宗对中国宋明理学(新懦学)，道家南北宗派，乃至对一千六百年来的中国佛教丛林制度，中国文化学术各方面影响之大，均未提及，这对禅宗贡献价值的损伤是太大了。
中国禅宗史，可以纠正胡适辈对禅宗史许多偏差谬见，胡氏及其附和者，否定“坛经”是惠能所说的，而肯定是伪造的或神会造的，原因发现有多种不同内容及文字增减的坛经本子；但禅史作者的观点迥异胡氏的说法，他承认坛经经过许多次的改变痕迹，肯定是惠能说的。这在宇井伯寿着的“坛经考”，论究得尤为完备。作者引证了许多文猷，以诚实的笔触细心分析，用抽丝的方法不厌求详，作对比的叙述，资料非常珍贵，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坛经演变沿革许多最佳文献。
禅史里还告诉一般只知惠能下的南岳与青原两系禅派发展为正统，而不知达摩到惠能禅史时，还有许多派的禅者与禅法的演化历程里，从各宗对立而如何使“众流汇归于曹溪”禅？这些，在禅史中，原原本本，有根有据，一一加以发掘出来。这许多，不但胡适所不知，就是临天下的临济宗的儿孙们跟曹半边的遭洞宗的子孙们所不得而知的。这许多新资料的发现，是由于近半世纪炖煌发现各种禅宗不同的写本以及日本学者有关禅宗研究史书的出版之故。禅史作者，根据史料，分析综合，比较考证，其详实正确性，更胜于日本学者对禅史研究诸作之上。
禅史内容，包含两部份：一为“禅者的事迹跟传承”；一为“禅法的方便施设跟演变”。作者对传承，主张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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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否认，过于重视传承法统，难免不有牵强附会的谬差传说或故意编造法统之嫌，作者并引唐代李氏原是“突厥”血统，而却勉强仰攀李老子为他们的祖宗，未免距离太远了。作者认为禅者在传统上或难免有附会之处，“但与禅法传承实际无关”。作者对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历程，认为特别重要，故不厌求详，引证许多禅者的著作、碑文、行状、传记，或傍推侧击，钓画出他们的禅法如何演变。尤其自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把“达摩逐渐适应成为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这些演变历程，作者均加以引证。可惜只是初期的演变，一千一百年以后，也就存而不论了。
禅史精装一册，约十三万字，共分九章，第一章“菩提达摩之禅”，分三节。第一节“达摩传与达摩论”。作者开头说“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达摩到中国来，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并没有立印引起多大影响，然正像播下一颗种子一样，一天天茁壮繁衍起来，终于荫蔽了一切。我们不能用后代禅者的眼光去想象达摩，却决不能轻视达摩，达摩禅所代表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理解中国禅宗的重大课题。
作者根据“洛阳伽蓝记”，“略辩大乘八道四行及序”“续高僧传”“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双峯山曹侯溪宝林传”“法宝记”等十多种书，考证达摩传记及传说中许多错误的见解。如达摩究竟何时到中国，由何处来，怎样死的？“活了多少岁？“只履西归”的故事正确否？“昭明太子祭达摩”等事，作者均予以纠正考证。
第一节第二段为“达磨论”，引杜朏的“传法宝纪”及道宣、昙林、净觉等人，均纪有关达摩“二入四行”，卽达摩开示修行的理论，并叙述后来禅宗弟子们，离经虚说，有违达摩“二入四行”的实际的解行宗旨：第二节“达摩与楞伽经”，也分为三小段：第一段“楞伽禅的传承”。作者引慧可传“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作者认为这一事实，是不能怀疑的。更引达摩第三传“那、满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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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四祖道信“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五祖弘忍在廊上拟“画楞伽变”，“神秀论楞伽，玄理通快”，乃至玄颐的“楞伽人法志”，净觉的“楞伽师资记”达摩下第七传弟子道一，都是楞伽经禅法的承传者。第二段“达摩与求那跋陀”。楞伽经，中国共有三种译本，四卷楞伽经，是“求那跋陀”传译的，所以达摩的禅旣依据楞伽而传，当然与求那有密切关系，作者在本段除了介绍求那生平及在中国弘法三十多年外，还介绍他译出的七十五卷经典，达摩禅当然与求那跋陀有密切的师承关系了。第三段“楞伽与如来藏说”，作者引了许多大乘经与楞伽对照比较，以明达摩禅所传者为“如来藏”真常唯心论，极其接近神我论，他末后说：“这比之无着系的唯识所现说，龙树系的一切皆空说，确是容易为一般人(特别是神我信仰的)所信受”，作者对楞伽禅，含有贬意，昭然若揭。年三节“达摩门下的弘传”分为一、“达摩禅的传承者”，据昙林所记，只有“道育、慧可”二人受达摩真法教诲。昙林本人也是达摩弟子，但他是讲师，不是禅师。所以一向未列入达摩的法统。作者在此据正传，达摩并无尼弟子总持其人，可是禅者误传乃至日本各著作中，也说达摩有尼弟子总持之说。慧可的生活，断臂求法及慧可门下的弟子，均详所分析。第三段述“慧可门下的分化”情况。第三段“道宣所见的达摩禅”，多加指斥，盖道宣重律行，而禅者粗鲁，学识不高，殊多诟病。道宣笔下的达摩禅与其当时僧稠比较一下，反不如稠多了。甚至禅是何义，亦所不知。
第二章“双峯与东山法门”亦分为三节:第一节“达摩禅的新时代”，这是公元三一七至大唐统一中国，这是国家与佛教各宗派，尤其禅宗，都到达了黄金的巅峯时代。同时是达摩禅从北方而流向南方的新开展时代，也就是达摩禅在黄梅的勃兴五十多年(六二0－－六七四)，成为当时中国禅法的中心活动重镇。作者将“黄梅的门庭施设”，一一加以分析叙述。第二节“道信与入道方便”，除了道信个人的史实介绍外，还把他禅法的纲要加以介绍，如“一行三昧”、“入道安要方便”等，引证甚详。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这里包括弘忍历史，及他成为东山法门的独特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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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引他“修心要论”，加以比较研究。第四段，详列弘忍十大弟子，成为南禅弘化的滂溥禅风。
第三章“牛头宗之兴起”，也分为三节：第一节“什么是南宗”？这是从(六二0－－六七五)道信与弘忍师徙，在长江中流黄梅县的双峯山与东山，努力光大从印度传来的达摩禅，非常隆盛，形成当时禅宗中心：同时在长江下游的润江牛头山，有“东夏(中国)之达摩”之称的“法融”为初祖的禅法──牛头宗，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与东山相对峙，在中国禅宗的发展过程中．牛头禅的兴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者除上述总说外，再分析“南宗的意义”，从曹溪的坛经到滑台大会论，北方法师宗派等略加说明。次段“南宗与南中国精神”的政治、社会文化至南方的简易精神的兴起。第二节“牛头宗成立的意义”分“牛头六祖的传承”与“牛头宗的形成”，篇幅不少。牛头禅虽属禅的一支，但后传子孙不昌，后代禅者，并不十分注意牛头宗。作者特别指出它。第三节“牛头法融的禅学”，这里分为二段：第一段“有关法融的作品”，占了三页，而“牛头禅的根本思想”，占十三页之多，特别引了各宗的对照法来辩证牛头禅法之特色。
第四章“东山法门之弘布”，分为两节：一“东山宗分头弘布”，内有惠能的摩诃般若波罗密与无相戒，神秀的五方便，净家的三句用心，宣什的传香念佛：第二节“东山门下的种种相”，分五小段如“戒与禅，金刚经与起信论，一行三昧与禅，念佛净心与净心念摩诃般若，指事问义与就事通经”等，把他们的禅法演变形态，历史的足迹，一步一步数下去，看得非常清楚。
第五章“曹溪惠能大师”，这章分为五节，第一节分为“惠能的年代考：生卒年代：得法与出家开法年的年代，第二节从诞生到黄梅得法，内分早年事迹，不识字；付法；传衣；作偈呈心，第三节“南归与出家”，也分三段“大庾岭夺法；五年法难；出家与受戒”，非常详尽。第四节“行化四十年”，从广州到韶州，德音远播。第五节“入灭前位”；有末后的教灭，入灭，弟子的到处弘化，南北对抗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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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这章对坛经的成立及内容的演变过程，一一加以比较研究，则现代流行的明本坛经，是经过好几次改变才成为定型本的。
第七章“菏泽神会与南宗”。这章也分为三节：第一节神会的一生，考证他生卒年龄，参学生涯，及他对南宗顿教的传布；乃至在北方传播南禅的挫折与成功的经过，很详细。第二节“有关神会的著作”，神会有四种著作如“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第三部“南阳和上问答杂微义及顿悟无生般若颂”。神会这些著作，完全是与他的老师惠能的坛经有密切关系，胡适读神会的著作内容与坛经内容许多地方相同，遂肯定坛经是伪造的，是神会造的。禅史作者，将这些内容叙述比较，则知师资相承的关系了。末后作者还将“南顿北渐”的顿渐禅法作一对比。
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第一节是“曹溪流派”，为“中原的菏泽宗；江南的洪州宗与石头宗；青原竹惠与南岳怀让乃至剑南的保唐宗，各行各的禅法与作风。第二节“禅风的对立”叙述东山门下有破相的趋向，保唐就是趋向这一方面的。而他们的宗派中，有的根本否定经典与原来依楞伽传禅大相径挺了。作者第三节“尊教与慢教”，即指此一趋势。在修持方面也有“复位”派与“轻定”派。第三节“南宗顿教的中心问题”，作者把坛经的中心思想的“见性成佛”的性，加以分析，占了二十一页篇幅，才转到洪州石头所传的禅法，也占十页。第四节“曹溪的直指见性”分为“见性成用”，“直指心传”。
第九章“诸宗互抗与南宗统一”，也分三节：第一节从“牛头禅的蜕变”如牛头禅的兴起及其弟子们说法，遗则四十年的佛窟学的传播变化等。第二节“洪州宗与石头宗”各禅者的见解与风格，千差万别，作者还举北方与南方禅者的若干代表名字。说明他们的不同风格。第三节“从对立到南宗统一”作结，南顿也好，北顿也好，到后来，莫不被南禅而统一，如百川汇归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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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禅史下的研究工夫，实在可佩，参考书之多，有古籍，也有今人所著的，而细心分析的精力，尤为难能。他的动机是由于胡适派否定坛经而引起他研究禅史的，他在序文中说“前年中央日报有“坛经”为神会所造，或代表惠能的诤辩，才引起我对禅史的注意。读了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及“胡适文存”，“胡适手稿”中有关禅史的部分¨¨…才兴起研究禅史的兴趣。读了印师的禅史，则知禅的南北宗的传承系统及禅法内容的种种演变历程，有如乘飞机，鸟瞰城市地势河川山势街道，一目了然之感。
中国有哪些名人故事
1、诸葛亮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是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一个故事。借箭由周瑜故意提出(限十天造十万支箭)，机智的诸葛亮一眼识破是一条害人之计，却淡定表示“只需要三天”。后来，有大雾天帮忙，诸葛亮再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几条草船诱敌，终于借足十万支箭，立下奇功。
2、花木兰代父出征
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柔然族不断南下骚扰，北魏政权规定每家出一名男子上前线。但是木兰的父亲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无法上战场，家中弟弟年龄尚幼，所以，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活。
去边关打仗，对于很多男子来说都是艰苦的事情，而木兰既要隐瞒身份，又要与伙伴们一起杀敌，这就比一般从军的人更加艰难！可喜的是花木兰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数十年后凯旋回家。
3、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七岁的时候稳重的就像一个大人，听到老师讲解《左氏春秋》，非常喜爱，放学之后又为家人讲他所学到的，他立即也明白了《左氏春秋》的内涵，从此手里放不下书本，甚至到了忘记了饥渴，冷热的程度。
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有个小孩爬到大缸上玩，失足掉到缸里的水中。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放弃他都跑了，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击去。水涌出来，小孩也得救了。
4、曹冲称象
曹冲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知识和判断能力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比得上成人（如一个成年人）。有一次,孙权送来了一头巨象，曹操想知道这象的重量，询问属下,都不能说出称象的办法。
曹冲说：“把象放到大船上，在水面所达到的地方做上记号，再让船装载其他东西（当水面也达到记号的时候），称一下这些东西,那么比较下（东西的总质量差不多等于大象的质量）就能知道了。”曹操听了很高兴，马上照这个办法做了。
5、晋人王祥卧冰求鲤
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养他，常在其父面前数说王祥的是非。他因而失去父亲之疼爱，总是让他打扫牛棚。父母生病，他忙着照顾父母，连衣带都来不及解。
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王祥喜极，持归供奉继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草船借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花木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光砸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冲称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卧冰求鲤
中国远征军经历的事
1944年5月11日，重新集结的中国远征军打响滇西大反攻。
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11、第20两大集团军，14个步兵师16万余官兵，强渡怒江，全线压至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等处战场，与日军决一死战。
16万官兵中，有面对国恨家仇、临阵入伍的义勇青年，但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壮丁。
其中有老兵，如106岁的老军医傅玉德。老兵们大都参加过芦沟桥、台儿庄、长沙、武汉、广西昆仑关以及两次淞沪战役，与日本兵一场一场地血拚，几乎是徒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有的甚至参加过军阀战争。他们的从军故事，就像一幕又一幕的传奇。
但更多的是新兵，是四十年代初在云贵川三省招募的农村青壮年。当时中国的大部地区如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都已经沦陷，只能到尚未沦陷的云贵高原，到那些山区和平坝的寨子中，征集年轻的农家子弟，将他们送上抗日战场。
国难当头，兼之国力衰弱，来自农村的新兵们，在成为壮丁的第一天，就走上了一条困苦之路，甚至是不归之路。
张羽富，80岁，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在是云南陇川农场退休干部，1943年腊月二十三入伍。那一年，张羽富18岁。
“壮丁都是用绳子捆着，5个人捆在一起，上百人串起来，枪押着就上路了。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往死里打。拉着走了7天，到了遵义。”
离开遵义的日子，张羽富也还记得，那是转过年的1944年正月十六。他们往云南方向走，还是绳子捆着，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文山，分入部队，张羽富因为有点文化，被编入第8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
这时，和他一道走过来的壮丁已经死了一半，他们死于饥饿和疲劳。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煮的稀饭，年轻的张羽富饿得连连掉头发。穿草鞋、打赤脚，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张羽富自称这一路“掉了两层皮”。
第8军的战场在怒江西岸的松山，张羽富换上军衣之后，迅即赶往滇西，依然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
张羽富所在的工兵营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整个滇西战役，主要是在松山、腾冲和龙陵三大战场展开，其中松山战役是重中之重。
松山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它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中缅公路穿山而过，其地势之险要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
日军在此盘踞两年，早已广筑工事。那些上层铺着钢板的碉堡，“布满坡面，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每个堡垒“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仓库”。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毫发无损，因此驻守日军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放言：“松山筑起的是战略保险箱”。
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6月4日，远征军第71军仰攻松山，占领拉勐，对日军形成包围，苦战一个月，阵亡1000余人，改由攻击力更强的第8军主攻。
又过了一个月，第8军攻至敌军主阵地150米前，再也攻不上去。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就从山腰开始，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来个釜底抽薪，把日本碉堡连同日本鬼子，全部用炸药炸掉。
张羽富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
“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白天挖坑道，晚上偷偷运土、运炸药。装上炸药后再从山下面把土运回来，把坑道填好。”
十来天后，150米坑道挖成，3吨炸药运毕，两根导火索铺就，坑道完全填满。8月20日，中国部队佯攻一阵，全部下撤，包括卫立煌、宋希濂在内的远征军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观看。
张羽富亲眼看着工兵营营长尚承序“手有些抖，猛吸两口烟，把烟头扔掉，狠狠摇着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器”。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张羽富和战友们顾不上隐蔽，跳出战壕高声欢呼，荣誉3团则不费一枪一弹冲了上去。
自此，中国军队开始在主峰上与日军展开拉锯战。9月1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下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急红了眼，抓起一顶钢盔扣在头上，操起冲锋枪，带着特务营上了主峰阵地。6日，张羽富看见李弥被卫兵扶着从山上下来，李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到了9月7日，松山终于收复。
当时的情景，张羽富记得一清二楚：“大概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坐着没动，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一战，日寇113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但是远征军也付出了阵亡6000人的代价(其中就有张羽富的8位老乡)，第71军新28师、第8军82师、102师伤亡殆尽。
61年了，张羽富还是忘不了那些躺在山坡上阵地前的战友尸体，忘不了他所熟悉的全军覆没的荣誉三团。“荣誉三团全是跟日本人交过手受伤的老兵，在重庆、昆明养好伤后重新编入部队。他们打仗最勇敢，但最后全打光了，团长赵发炳心疼得直哭。”
松山战役从6月打到9月，正是天气最热、雨水最多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尸体很快腐烂，“士兵站岗时，蛆都往腿上爬；山上的树和野草都让尸水泡死了。”张羽富说刚上阵地时根本吃不下饭，后来又连逢大雨，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件雨衣，普通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任由雨水从头浇下。
1945年3月，第8军使用美式装备，张羽富领到了从军以来的第一双胶鞋，这时他已经从滇西战场撤到了大理。
后来，张羽富跟随部队几乎沿着入伍时的同样路线，从云南步行，走到贵州，又走到广西，然后走到广东，再走到香港九龙。然后北上内战，到了锦州、潍坊、徐州，最后在广东三水全军起义。再沿着原来路线，一步一步走过广西、贵州，还是回到了云南。
1949至1955年，张羽富他们以大理为驻地，四处开山修路，南边修到临沧，北边修到德钦。最后响应号召，重新回到当年的滇西战场陇川县农场，开荒种田，屯垦戍边，直至退休。
张羽富脾气温和，一生老实，做事卖力。早在1953年，他就在修路工地上多次立功并入了党，此后，在陇川农场，也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因忙于工作加上山高路远，直到1965年，才利用在西双版纳搞“四清”的机会，回到贵州看望老母亲，这距离他被抓“壮丁”已经22年。
当时，40岁的张羽富依然单身一人，早年离家时定下的娃娃亲已经成了弟媳妇。文革中，张羽富受到冲击，他担心会被遣散回老家，如果还是单身，没有面子，就委托老母亲在老家找了现在的老伴。
如今，张羽富的女儿在陇川县城工作，儿子辞职下海闯深圳，在华为公司做事。他和老伴生活在农场的一处平房里，去年退休工资调整，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八百多元。
几年前，张羽富在一座山包上买了块墓地，那里掩埋着许多先他而去的战友，有的是南下的八路军，有的是和张羽富一样的国军。作为抗日老兵，他们已经彻底融入这块流过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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