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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能否养廉辩论
从历朝与当代贪官的资料分析，薪水再高也不能养廉。廉是自身的品质和定力，与高薪低薪无关。那个国家级的贪官薪水不高么？为什么受贿的赃款堆满地下室？钱都发霉了为啥还不停手？红军时期，首长与战士的伙食费都是5分钱，为什么没有贪腐？所以，止贪靠制度，靠信仰，靠定力，而不是考高薪。
“高薪”可以养廉吗
高薪养廉的立论依据，在理论上主要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认为公务人员的高薪会加大其腐败的成本，从而遏制其腐败动机，即担心因腐败而失去高薪的工作而不敢或者不愿意去腐败；在实践上，则主要是以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来论证我国实行高薪养廉的必要性。仔细分析，上述论据都有明显缺陷。在理论依据上，公务人员的高薪确实会加大腐败的成本，但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是否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动机，是很成问题的。首先是因为对于那些职业道德素质不高、为公众服务立场不坚定的潜在腐败者而言，一般的高薪很难满足其私欲，正所谓“欲壑难填”。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高薪”所带来的腐败成本的增加往往也无法与腐败的可能收益相比。其次，高薪所带来的腐败成本的增加只是一种可能，要变为现实，还取决于腐败能否被发现，能否被查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强化权力监督、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是更为根本性的方法。 在实践依据上，我们不否认高薪养廉确实在新加坡等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有一些国家，“高薪”并没有导致廉洁政府的出现。而且，高薪养廉成功的案例基本上都具有如下特征：面积小，人口少，政府机构精简，经济发达，有条件和能力支付公务员队伍高薪，即便如此，它仍旧需要有严密的反腐败法制和严厉的惩处职务犯罪政策的配合。 高薪养廉还面临其他许多难以澄清的质疑，比如：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下，如何才能准确计算和判断出“高薪”的标准；腐败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财产性、牟利性腐败，对于遏制那些因思想腐化等引起的腐败，“高薪”的办法很难有效；廉洁从政是每个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是其为了取得合理工资收入而必须履行的分内之事，高薪养廉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奖代罚，以额外的利益激励换取公务人员对其分内职责的履行，这等于是对腐败行为的让步和赎买；高薪养廉是在用公共财富填充权力行使者的私人钱包，有可能会加剧社会分配不公，使普通民众心理失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事实上，高薪养廉也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具有可行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划分繁杂的发展中国家，且行政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情形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高薪”。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强调为官者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历来强调要坚持艰苦奋斗，强调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高薪养廉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这一文化传统，很难为公众所理解，所认同。 当然，高薪养廉这一主张，在某些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尊重公务员的合理物质利益有助于廉政建设。倘若一个有才干的公务员的工资与福利无法满足其养家糊口和发展的最基本需要，那么他抵制金钱与物质利益诱惑的能力就很可能会打折扣，少数人就难免会出现利用手中权力牟取私利的情况。因此，尽管不主张高薪养廉，但我们赞同“以薪养廉”，即通过与公务员的知识、能力以及他对公众的服务和贡献相对称的薪金，来满足公务员的合理需要，促进公务员保持廉洁的能动性。 总之，遏制腐败，不仅要充分尊重公务员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也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和完善“不愿为”、“不必为”、“不能为”、“不敢为”的综合机制。
高薪能不能养廉原因
合理的薪俸水平，可以保证公务员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有助于廉政建设开展。但是高薪并不能绝对保证养廉。高薪或者说合理的薪酬水平，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就好比车里有油是车能跑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同时还需要这辆车轮子齐全、保养良好、司机就位。
非洲的肯尼亚实行高薪政策，议会议员平均年收入是国民平均年收入的400倍。然而，根据某国际组织发布的一项数据，肯尼亚在全球最腐败国家中名列前茅。
那么，肯尼亚的高薪为什么不能养廉呢？
肯尼亚在制度高薪养廉的政策同时，却缺乏很多配套措施。比如媒体的监督很乏力。2013年，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发生过一起轰动全球的袭击事件，因为有媒体报道肯尼亚士兵在事件中趁火打劫的事情，肯尼亚警方甚至向记者发出“逮捕警告”。
反观一些高薪养廉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它们除了高薪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完备的配套措施。
首先是信息公开透明。香港行政首长工资很高，福利待遇也非常优厚，但是，这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此后每年，行政长官都需要申报其持有的利益并向公众公开。而香港媒体在监督官员方面也卓有成效。香港的狗仔不光盯捎娱乐明星，也盯捎高级公务员。这种高透明度，是清廉指数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而从1776年，也就是中国乾隆四十一年起，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从那一年开始，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也许不清楚，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与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高度独立，拥有绝对的权威。
除了以上的一些措施之外，清廉指数较高国家和地区还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司法比较独立，不受行政的干预，这就保证了司法系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对行政起到监督的作用。
二是合理的公务员规模。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效率都很高。在机构臃肿、冗员繁多的国家是无法实行高薪养廉的，否则将耗尽财政资金而养无用之人。
所以说，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些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
因此，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对养廉而言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
当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并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公务员队伍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公务员更是上情下达的关键环节，因而在反腐败的同时，既要让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报酬水平更加合理，更要多措并举，让合理的薪俸水平有效发挥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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