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后来怎样解决
产生为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开始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时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
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
扩展资料：
香港问题的相关情况：
1、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2、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3、有利于促进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香港回归十余年，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下，香港发展走向日益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遇到了哪些问题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终结了香港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近代百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香港特区成立，“一国两制”成为现实，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的里程碑。
口述者：曾宪梓
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现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紫荆勋贤。
我在香港回归现场高呼“祖国万岁”
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这是我今年最高兴也最期待的事。香港回归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41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兴衰更替和风云变幻，而最令我刻骨铭心和感怀的片段，却都与香港回归有关。我今天已经75岁了，我一直坚持，就是想为国家、为香港多作一点贡献。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2年前的那一天。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整个会场4000多人，原本严肃而安静。凌晨之前，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和区旗，刹那间，大家都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完全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大喊一声“祖国万岁”。当时惊到不少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夫人在旁边悄悄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大家都在看你呢，要注意场合。可是，我能不激动吗？
为了那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回望回归协议签署前后
1968年，离开广东省农科院五年之后，我辗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时的香港，有着内地难以企及的繁华，但“血脉相连”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却令人深感痛心。他们管内地人叫“阿灿”，这个外号来自一部叫《网中人》的电视剧，代表愚昧、贫穷、跟不上潮流的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的繁荣稳定都与祖国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内地并不富裕，但仍给香港提供了充足的质优价廉的食品和其他物资，而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祖国一直是香港的“靠山”。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香港人和大陆人能真正“手足相连”。
1982年9月，因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北京。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香港继续归英国管制，邓小平说不可能了。这之后，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我为此非常着急。
当时，香港整个社会一开始是在观望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资本家的斗争仍然心存阴影。所以不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香港人都准备放弃在香港的产业，移民他乡。而英国政府则趁机颁发英国海外护照，拥有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虽然在英国没有居住权，但离开香港到很多国家都可以免签证。当时几百万人申请了这个护照，有条件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英国政府为此赚了很多钱。香港经济那时也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惶惶，房价跌得很低。
不过，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因此改变。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此，香港进入了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
这13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岁月。我被邀请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聘请为港事顾问，同时还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几乎全部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每个月开两次会，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有那么一两年，我差不多每年去十几二十次北京，把听取来的香港各界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如今回想当年的忙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乐在其中”。
1985年，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客属商会在香港包了一个大酒楼，筵开136桌，1500多人参加。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宴会现场一直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革命爱国歌曲。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可真大胆，现在还是英国管制啊。我说我得告诉大家，我们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得到赞许、认同。香港回归，我们心里都不担心，看到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了，谁还怕谁啊？
过渡时期的风波
1991年，我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三年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此时的香港回归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不料，原本一帆风顺的回归之路却在关键时刻再起波澜。我当代表的时候，正好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就职，他试图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并搞了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这是摆明了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我当时气愤万分，直接就跟彭定康“扛”上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
当时，我不止是猛烈抨击，更呼吁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有人说我“很冲动”，不过，即使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会选择这么做。你说彭定康那是做什么啊？他想给香港回归设置拦路虎，给我们出乱子啊！当时有人骂他是千古罪人一点都没有错！
尽管波折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当时，我们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走，回归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回归以来，香港遭遇了很多挑战，先是亚洲金融风暴、随后又是SARS侵袭，经济一度跌落低谷，许多人出现负资产，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给新生的特区政府班子带来很多困扰，但是这个队伍很不错，他们处理得很好，没让别人看到热闹，看到乱子，就连美英等国家也认为香港这些年“一国两制”运转得很成功。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自己觉得，有责任去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对港政策。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香港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后来又出台了内地居民对香港“自由行”政策。从2004年起，香港经济得以高速复苏。香港经济得到复苏、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香港政府在新的制度下解决了问题，说明了新制度的能力。
通过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祖国对香港经济的支撑作用。中国内地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13亿人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需的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祖国，就是香港最硬的“后台”、最大的“靠山”。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只要背靠祖国，香港就能面向全世界发展。而香港作为世界金融平台，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行业领域都能起到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如今，香港的繁荣昌盛与日俱增，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去年，我从全国人大常委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生意也交给了三儿子。我以前总说，只要我不死，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样子得改口了，不单单我要终身报效祖国，我也要我的儿子、家人，像我一样拥护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爱香港，爱家乡。
香港回归后经历了哪些困境
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增强,在香港企业加大内地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同时，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筹资，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目前，内地在港公司达20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这些内地企业与资本已成为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