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为什么张学良至死都不说西安事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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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关于西安事变真相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为什么张学良至死都不说西安事变真相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谁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真相(为什么张学良至死都不说西安事变真相)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与杨虎城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西安事变指挥部——杨虎城公馆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1936年12月13日,《西安文化日报》刊载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1937年4月2日,周恩来由西安返回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西安事变: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跨越大半个中国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彻底结束。但是国民政府依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杨虎城、张学良赴西安剿共。此时的张学良由于九一八事变、热河事变等,接连丧失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等北方大片国土,正在饱受全国人民的唾骂。

于是,他对剿共很不积极,一直要求蒋抗日。在多次劝蒋联共抗日无效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并要求通电抗日。然后事实的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具体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突袭沈阳北大营,当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戏院看戏,在接到沈阳的报告后,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日军要全部占领东北,对形势做了严重误判。命令当时沈阳军事长官荣臻,对于日方军事挑衅,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倘使日军开火攻击,我方应躲避之。这一命令,导致东北军不占而退,日军轻松占领东北。根据张学良晚年所做的口述历史记载,唐德刚问张学良,你知道吗,在大陆五十年来都说不抵抗命令是蒋下的,你怎么看?张学良回答说,这个命令就是我下的,跟蒋先生无关。我的策略是不抵抗也是一种抵抗,因为反正打也打不过的。

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在得知日军占领沈阳以后,命令撤到锦州驻防的东北军一定要抵抗日军,防止日军进一步威胁华北。然而张学良再一次不抵抗,锦州不战而退。紧接着,热河,察哈尔接连失陷。可见,张学良在抗日问题的表现着实让人担忧。说自己完全是为了抗日而扣押蒋介石显得极为牵强。

那么西安事变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缘由何在?据唐德刚《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回忆道,当时蒋介石两次来到西安,要张学良执行剿共政策。然而张学良一直拒绝执行这项命令,并强调抗日。在蒋介石多次训斥张的情况下,张对蒋极为反感。张说,从小到大都没人敢训斥我,敢骂我(除了我父亲),你个蒋介石敢骂我,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瞧瞧。这或许也道出了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

此后,中国的内战基本趋于停止。张学良也在西安事变以后,被幽禁长达几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获得自由,定居美国。

为什么张学良至死都不说西安事变真相

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命运的张学良,日前以101岁高龄辞世,迄今未见任何他对西安事变的直接评价。

本报独家取得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口述历史纪录,他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国和世局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

在口述录音访谈中,张学良打开尘封了六十几年的历史现场,他说,西安事变兵谏后,蒋委员长亲口向他说出:“我不剿共了。

我不剿共,跟***合作。

”中国的历史,国共的命运从此改写,中国***与***攻守易势。

钻研张学良事迹的业余史家郭冠英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1990年取得张学良同意,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几个关键所在,以及张学良和蒋公的互动,做了一次录音访问。

并将录音稿整理后,交由本报发表。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接受访问,极具史料价值。

对蒋公和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都有明白交代。

在访问中,张学良主动承认民国20年九一八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责任不在中央,责任在他。

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另有一个口述史计划,但须在相关当事人去世后公开。

本报取得的这份录音纪录,约一万余字,更显弥足珍贵。

(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自己选择去剿共郭:从国外回来(1934年欧游回国),您为什么愿意去打***呢?张:当时老总统实在说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他跟我讲,他什么事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回来你不要再玩了。

第二样,你选择,出去以前,国内大家对你都不谅解,你选择愿意做哪样事情。

有二个事情,一个是刘黑七,一个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你去打刘黑七。

一个是你去打***,到三省(豫鄂皖)。

打土匪那是我不愿,后来就是这么样决定去剿共。

我自己选的。

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

回来,我自己,良心话,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跟老总统当时都说明白了,老总统他不答应我。

郭:做侍从室主任?张:不是这个,这个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

我当时跟老总统说,不想带东北军,不干了。

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就不带东北军,讲白,我想不带军队,不干了,是个包袱。

所以,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

到最后原因还是这个包袱,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备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是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

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这不讲理的事了吧?所以我这包袱就没法脱啦。

所以我当时真是国难家仇,东北这包袱没法摆脱。

后来戴笠跟我讲句话,他说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话,东北军是你包袱?现在我们也有包袱啦,也是一样的。

我这部下我怎么办?所以人啊,你,你们没干过,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们中国,过去不是你当局长我作部下,明天还是冲著你来的,是这样来的。

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唐:Byaccident(偶然)。

张:天下事就如此,没这准备,没预备啊。

好像说,我不跟你说笑话吗,我跟文人不接触的,我说你是蛆虫。

你(文人捧的人)不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我才不跟你们(文人),敬鬼神而远之。

请你们三个人注意著,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样失败,失败成功不晓得……。

自评一生:失败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失败。

郭:为什么?张: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

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

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是我秘书长,其他全凭我自己。

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

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

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

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

我那时才二十八九岁。

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

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做我就做。

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

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

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

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

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

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

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我说我们与***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

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你也剿不了。

他说为什么?我说***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

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说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按内让外”?张: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

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

我说你这样下去,你等于投降。

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

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这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

这是军事上说,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

(笑)我跟他这么样吵啊!嗯,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这样呢?嗯,我我……蒋先生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

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我真是……郭:他说用机关枪打?张:嗯。

郭: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张:是,我真火了。

你怎么知道?郭:你讲的,你跟我讲的。

你说,话到嘴巴里,没出来……张: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

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

我真怒了。

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九十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您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张: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

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

就这么一句话就是。

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

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

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

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

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

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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