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以党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北大学生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太原第一入党的人是谁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太原第一入党的人是谁
高君宇,山西第一个共产党人,也应该是太原第一个吧!
生平
■“五四”运动中，高君宇等十几个学生冲进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1912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研读。
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锷等人护国反袁斗争。翌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
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
■高君宇参加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筹办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帮助建党，高君宇是重要对象之一
■高君宇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
1919年10月，高君宇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骨干和领导，同邓中夏一起在城市、农村讲演，宣传进步。1920年3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指导、有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高君宇也是重要对象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高君宇于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担任党报《向导》的编辑。翌年在党的“三大”上担任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广州商团叛乱时，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他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1924年10月，他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同年3月，高君宇因猝发急性阑尾炎割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9岁。
背景
■建党前一年，他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第一任书记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高潮，身为中年人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唤起了一代年轻人走出旧《四书》、《五经》的思想束缚，由追求科学、民主进而追求革命。
此时风华正茂的高君宇，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着这一时代，并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
当时的年轻人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建立共产党和建立革命的青年团组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高君宇不仅是党的创始人，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秋，他就受组织委托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翌年5月，又到故乡山西，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年底，高君宇等54人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还被大会选为执委会委员。
回国后，他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团的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人们回顾共青团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位开拓者。
故事
■如今的北京陶然亭公园内，有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之墓，述说着两枚象牙戒指引发的动人情话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他们在同乡会上相识，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
石评梅虽然也爱对方，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高君宇患病动手术后于第二天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青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君宇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邓大姐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高君宇为人热情，好交友，与同时代的革命家有着很深的友谊。是他促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
1925年年初，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恋爱问题上毕竟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仁女校的教师邓颖超，但一直未能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高君宇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周总理和邓大姐对这段情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大姐也撰文表达对他们的缅怀：“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北京青年报》2001年4月28日
为什么参加一大人结局不一
1921年7月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共正式成立，被称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当时参会的十三位代表名字也被永远书写在了这光辉的历史册页之上！
图│中共一大会址
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盛世与繁荣，是由中共先辈历尽艰辛和磨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争取得来。所以在我们的眼中，那次象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是一次极为庄严和郑重的大事。
不过，在当时这次会议极为低调，准确地说是隐秘，并且也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连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因此，当时中共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因为忙于各自的工作而没有参加，只是各自派了代表而已。
李大钊不出席会议的理由很简单，当时他在北大还兼职管理图书馆（毛泽东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7月份放假，借书的学生多，他走不开。他就让年轻的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去上海参会，当然二人同时也是李大钊的代表。
图│李大钊
陈独秀当时担任广州大学的预科校长，学校要盖新的学生宿舍，但是经费不足，陈独秀正在为该校舍而筹款，因此不能出席，于是他让包惠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会。尽管后来包惠僧一再否认自己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但当时看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也未曾计较。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些早期党员，甚至连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重视中共一大会议呢？因为在当时的党员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就已经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了。而所谓的中共“一大”，只是将当时分布在全国的六个支部召集起来，宣布一些共同的纲领、章程而已。
图│陈独秀
在我们看来“一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大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可当时参会的代表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件很重要的事，也许只是在最后做会议闭幕总结的时候提到了这么一句而已。
只不过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壮大，而凸显出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意义。
中共一大闭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连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没有特别重视这次会议。以至于后来，这些人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记得会议是从哪天开始，到哪天结束的。后来作为参会者的毛泽东亲自拍板，将七月一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这是个象征意义的纪念日，因为毛泽东自己也确实记不清楚了。
当然，陈独秀不参加一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和共产国际有巨大分歧。当时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虽然学习的是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但其本身是中国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并非外国政党的分支机构，更不需要外国人来指挥中国人来行动。
不过，考虑到中共当时规模确实太小，并且急需苏联方面的支持，因此他借机选择避开与共产国际代表的碰面，避免当面吵起来。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就成立了，并且正在积极的开展工作，我们自己干得也不错，根本没有必要非得让两个外国人来做见证。
图│中共一大
严格意义上来说陈独秀最早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还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当然陈独秀也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帮助，但他一直反对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
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别科尔斯基来到中国后，也有意地避开了当时的核心人物陈独秀，直接指导各地支部的工作，这也让陈独秀很不爽。虽然当时各支部都将陈独秀视为中共核心，但确实还没有成立正式的全国党中央，陈独秀实际上名不正言不顺。
这个帮助中共召开一大，宣布中共成立的马林，实际上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评价中共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学生。并且他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创建共产主义政权的条件，相反他更看好当时实力强大的国民党以及倡导“联俄”的孙中山。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分歧并非没有理由的！
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53名，还有一个说法是上海当时发展了四名工人党员，目的是为了发展工人运动。但由于后来没有发现证据，也无人记得这四名工人的名字，因此就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的数字为准。
而参加一大的十三位党代表最终却走出了大相径庭的人生之路！当时大部分参会代表被安排在了博文女校的宿舍里，据说大部分是两个人挤一间房，只有毛泽东自己是单间。并非他的身份特殊，而是因为他身材高大，和别人挤不开，另外就是他晚上打呼噜，影响别人休息。
图│毛泽东
参加一大的十三位代表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而他们后来也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
何叔衡
毛泽东是湖南共产党小组的负责人，对于发展党组织也非常的积极，与他同行的是何叔衡。何叔衡当年已经44岁，是中共一大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何叔衡考入湖南师范之后，很快就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同时他们还成立了“新民学会”积极展开爱国讨论活动。当毛泽东收到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信函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叔衡。
图│何叔衡
1928年6月，党组织委派何叔衡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于1930年7月回国。之后进入当时的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临时法庭主席，人民委员部部长等职务。
红军长征之前，党组织考虑到何叔衡年事已高，不宜长途行军，因此安排他继续留在苏区指导敌后游击活动。
1935年2月，在向福建地区转移时，何叔衡带队与敌人遭遇，经激烈战斗后，不幸中弹牺牲，时年59岁。
张国焘
李大钊任命的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后来的特大叛徒：张国焘。当时的张国焘也是个热血青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并且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且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因此，他得到了李大钊的青睐，成为北京党组织的最早一批党员。
图│张国焘
张国焘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出席一大之后，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张国焘曾经被京师警察逮捕，刑讯逼供之下，张国焘出卖了李大钊的行踪，所幸那一次李大钊有惊无险，提前逃脱。张国焘一直没有提起过此事，我党同志对此也是一无所知，建国后在整理旧档案时才发现这个秘密。
1928年6月，张国焘与何叔衡等一道赴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后来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职位留在苏联，1931年回国。
张国焘回国之后很快就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在张国焘主政期间，发起了残酷的肃反行动，大批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而通过这次清洗，张国焘巩固了其个人在根据地的统治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一个心狠手辣，有巨大政治野心的人物。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后，鄂豫皖根据地受到重创，张国焘率领部队进入四川北部地区，创建川根据地，自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山
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重围，历经重重困难抵达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按照编制红四方面军要服从中革军委的指挥和调度，但在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仅剩不足三万人。
此时他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的红四方面军超过十万人，远超中央红军，张国焘已经成为当时红军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张国焘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他想趁此机会将自己提升到中革军委和政治局的核心，掌握话语权。
张国焘素来心高气傲，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反对中央向陕甘边区转移的计划，坚决主张红军留在四川发展。张国焘不顾全局，一心想把红军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的野心和想法非常明显。
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红军最终分裂，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十万余人向川南转移，甚至自己又成立了一个非法的“中央”。但最终遭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打击，损失惨重，红二、四方面军最终又历经万余里长征最终到达陕北与中央会师。
193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为了内部团结，仍然对他委以重任。
但张国焘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甚至在暗中联系了国民党。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祀黄帝陵之机，逃出边区，叛党投敌，随后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并没有得到重用，只担任了一些闲职。1948年携全家撤往台湾，但台湾也不是他的福地，不久便转道香港移居加拿大。晚年的张国焘穷困潦倒，后来进入一家免费的养老院，1979年冬被发现冻死在了病床之上！
张国焘本是中共成立之初最有才华的青年领袖之一，但其内心桀骜不驯，狂妄自大，最终被自己盲目的政治野心所蒙蔽，误入歧途而不知返！
刘仁静
与张国焘一起代表北京支部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刘仁静！参加一大的时候，刘仁静只有十九岁，是一位积极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尽管在一大之前他就已经加入了北京党组织，但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并不深刻。一大之后，刘仁静成为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图│刘仁静
刘仁静后来创办了著名的《先驱》杂志，二大的时候被推举为团中央总书记，那时他大学还没有毕业。
1922年，刘仁静随陈独秀一起远赴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擅长英语，因此中国代表团由刘仁静发言。在这次大会上刘仁静还有幸认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6年党组织安排刘仁静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此期间刘仁静详细了解了托洛茨基的学说和思想，逐渐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刘仁静学习结束之后，在未向党组织报告的情况下，擅自去往欧洲寻找托洛茨基，后来成为托洛茨基的拥趸。
刘仁静回国之后公然站在党的对立面，固执地坚持托派思想，党组织多次派人劝说无效，最后刘仁静被开除党籍，后来刘仁静投靠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仁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刘仁静的声明》，公开了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后来刘仁静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国外名著，1987年8月，刘仁静因意外车祸逝世，享年85岁。他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周佛海
周佛海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之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但他又接触到一些错误理论，逐渐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再加之当时他生活贫困，对于每月要上交的党费也颇有微词。
图│周佛海
回国之后，周佛海很快要求脱党，尽管周恩来曾经亲自劝说他保留党籍，但周佛海执迷不悟，不听劝告。最终，周佛海于1924年脱离党组织，随后经人介绍很快成为蒋介石身边重要的幕僚，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活动。
周佛海本人是非常倾向日本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逐渐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走到一起，成为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
1938年，在周佛海等人的策划和协助下，汪精卫叛逃，公然投靠日本人，成为中国头号汉奸，周佛海也追随汪精卫公开叛国！
图│周总理
在周佛海的建议下，汪精卫建立了伪政府，而他就成了首要功臣。周佛海是个政治投机高手，在国民政府时他勾结日本人，在汪伪政府的时候，他又在私下里和军统建立了联系。
1945年，周佛海秘密联系蒋介石，称将把上海完整地留给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后来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由一个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员。
但周佛海的名声实在太坏，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只得将周佛海判决死刑。但周佛海手中握有与蒋介石联系的密电，后来蒋介石又将其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死于老虎桥监狱，疑似遭人下毒。这个叛党、叛国的汉奸，最后也未得善终！
陈公博
1921年7月30日，在一大会议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法租界特务突然闯入会场侦查情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意识到大会可能已经暴露，于是建议立即转移。这个事件让陈公博担心继续留在上海不安全，于是决定立即返回广州，他并没有参与后来在南湖上的会议。
图│陈公博
这次不大的风波，竟然让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而此时正好又碰上了陈炯明叛变。中共中央指示陈公博断绝与陈炯明的联系，但他非但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反而公开支持陈炯明。此后，中共中央多次要求陈公博至上海说明情况，但陈公博却公开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5年，陈公博留学归来，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之后，得到了廖仲恺和汪精卫的大力支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便平步青云，位列国民党高层领导。
北伐期间陈公博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很快陈公博又倒向了汪精卫，二人狼狈为奸，先后策划导演了“驱逐李济深”和镇压广州起义等事件。蒋介石借机将汪、陈二人赶下台。
1940年陈公博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陈公博在汪伪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本人。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汪精卫的接班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陈公博慌忙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然后逃亡日本，但他很快在日本被捕，押解回国。1946年，陈公博被判死刑，于6月3日执行枪决。
李达
李达是陈独秀成立中国第一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在出席一大之前，李达就是上海党组织的代书记。中共一大也是由李达负责组织和招待的。
图│李达
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常深入，并且有独到的见解。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后来因为在理论上与陈独秀有严重分歧，导致二人关系不睦，此后李达断绝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尽管李达实际上已经脱党，但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未曾间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建国前，毛泽东亲自发电报给李达，请他到北京。
图│毛主席
建国之后，李达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外，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也对一大的胜利闭幕做了很大贡献。1921年8月初，正是由李达和王会悟将各个代表接到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也是由王会悟安排。最后一天开会的时候，王会悟就坐在船头负责观察和警戒！
李汉俊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本学者接触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最早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之一。回国后到上海进行写作和翻译的工作，同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时董必武就是通过李汉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称李汉俊是老师。
图│李汉俊
李汉俊积极协助陈独秀筹备一大的召开，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一大的组织工作主要由李汉俊和李达负责。一大前期的会址就是在李汉俊的家里，即上海市望志路106号。
一大之后，李汉俊至武汉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也在积极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工人运动。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工人运到遭到严重打击，李汉俊也被迫离开武汉避难。那时党内的观点分歧也很大，李汉俊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尽管二大、三大上面被选为候补委员，但不久之后，李汉俊就宣布脱党。
北伐期间，李汉俊亲自到长沙给北伐军送情报，并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李汉俊后来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李汉俊利用政府官员身份保护和释放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1927年，李汉俊在武汉卫戍区被捕，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执行枪决，享年37岁！
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大之后，王尽美受组织委派至莫斯科参观学习，回国后参加二大，会后在北方地区大力组织工人运动。
图│王尽美
当时王尽美是发展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北方多地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王尽美也曾经因为工人运动而被捕，所幸被营救出狱。由于长期投入在繁重的工作上，年龄并不大的王尽美患上了重病。
1926年8月，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
邓恩铭是王尽美的重要搭档，二人一起成立了山东地区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也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
图│邓恩铭
邓恩铭在山东的工作也是以发动工人运动为主，他曾经组织发动了著名的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影响深远。
王尽美去世之后，邓恩铭接替他的职务，继续领导山东地区党的工作。
192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陈潭秋
陈潭秋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回到武汉与董必武一起成立了湖北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二人也一同出席了一大。
图│陈潭秋
一大之后，陈潭秋先后在湖北、江西、江苏、满洲等多地负责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为党的工作积极奔走。
1933年，陈潭秋进入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陈潭秋留在苏区领导敌后游击活动。1935年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后参与中共驻苏联代表团的工作。
回国之后，党组织安排陈潭秋至新疆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兼八路军负责人。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对中共非常仇视，1942年盛世才下令逮捕了陈潭秋。
陈潭秋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1943年9月，陈潭秋被反动军阀杀害，享年47岁。
包惠僧
包惠僧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在武汉加入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受陈独秀委托与陈公博一道代表广州中共小组参加一大。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包惠僧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会的，而包惠僧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图│包惠僧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多个要职。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随军参加平叛行动，此后一直在国民党体系中担任职务。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包惠僧受到打击，宣布脱党。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员身份，1948年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包惠僧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之后，百感交集，于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很快回信，并派人将包惠僧一家接到北京。此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董必武
董必武是唯一一个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见证新中国成立的中共一大代表。
董必武是中国早期的革命先驱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讨袁运动。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依旧是黑暗、贫困倍受凌辱，这让他深感困惑。
图│董必武
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
一大之后，董必武回到武汉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董必武一直在一线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董必武联名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发表宣言，痛斥他们背叛革命的行为。
1928年党组织派遣董必武到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担任最高法院院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副校长等职务。
1934年，董必武以年逾五十的高龄参加长征，与年轻战士一起翻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两万多里的漫漫长征路。
到达陕北之后，董老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必武积极参与新中国法律的起草与制定工作，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审议，6月25日董必武与各国代表一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
参加中国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他们那时也许并没有想到，那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日子。而这十三位代表也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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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的身份是如何确定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与1921年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已经度过了无数的困难，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514.8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86.4万个，其中基层党委27.3万个，总支部31.4万个，支部427.7万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扩大也寓意着我国人民的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不断团结发展壮大。
如今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成立之日起至今党员数量如此庞大，女性党员占比也是非常多的情况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的身份是如何确定的吧。
众所周知的中共的第一个女党员是缪伯英，她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一样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899年10月，缪伯英故居位于湖南长沙县开慧镇飘峰山村枫树湾组，现今如果我们从湖南长沙城出发，沿着京珠高速向北行，在板仓互通下高速后再在乡间道路上走六七公里，就到了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的故居。据历史介绍缪伯英1919年7月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她在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1920年11月的时候参加了伟人李大钊组织的中共党的早期组织，被当时的精神和信仰深深吸引的她，逐渐的就成为了我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同志。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