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装备工业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浪潮的冲击，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业，合资是一个工业腾飞的契机，但处理不当有可能也是场廉价并购的风暴，因此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从无锡威孚与德国博世成立合资公司博世控股85%、美国凯雷集团收购行业龙头企业徐工集团，到美国卡特彼勒收购山工等这几起合并案，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迹象，望所有的民族企业能够警示我们所有的合作计划，“合作”的概念是双方平等互利，“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如果事态的发展不能如期所愿，所有的中国企业应该有准备随时叫“停”。
业界热谈已久的有关“装备制造业外资并购”事宜，有望在政策面破题。最近，一份旨在规范外资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的并购行为和准入门槛的文件。据称，这份名为《关于对装备制造业改制(投资合作)中维护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审查办法的通知》可能将对外资并购设置“三重门”，其一是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一批企业，数目在20家到40家，直接点名保护不能被外资控股；其次是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一批敏感行业；第三是对并购行为规范程序，既要严格审批，规定多大规模以上的项目就要由中央政府来审批，也需科学决策，要充分听取企业经营者的意见并建立专家评议制度。目前，这三个办法都是新规定的可能选项。之外，除该文件外，国务院还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类似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部际联席会议，这个由发改委牵头，商务部、财政部等参与的协调机构，将对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所有重大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查。
当然自主建设并不排斥适度依赖外援，所有自主创新都与封闭、保守无关，因此在与外资合作的问题上，制定透明、稳定的外资并购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于是有了 “审查通知”的出台。但仅仅限制并购并不能解决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目前的共识是，要化解产业危局的根本之道在于自身强大。以史为鉴，韩国在1962年人均GDP还只有82美元，但30多年后已升至1.4万美元，而巴西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但此后40年里始终在1000~2000美元之间徘徊，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选择了自主型的发展路线而巴西将发展诉诸依附型策略。
由此，选择合理应对跨国公司并购的战略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确 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其次，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不能再搞 “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再次，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第四，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调整过去僵硬、扭曲的产业制度则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工程。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对内同等的开放，给本土企业更多的商业机会，是治疗“外资依赖症”最好的方式。“患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从各种药物中进行选择，而不是被限定为只可以选择一种药物。”业内有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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