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
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编辑本段]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编辑本段]龚自珍诗的特点
1，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2，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4，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龚文的表现方法
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盦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盦文录叙》）。后有《定盦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盦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盦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盦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盦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编辑本段]己亥杂诗两首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浩荡离愁白日斜（xia），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已亥：道光十九年。这年龚自珍四十八岁。
“吟鞭”句：谓作者要离开北京回南方。吟鞭：诗人的马鞭。
“落红”二句：谓花朵虽然、委落尘埃，但仍会化作春泥，培育白花的生长。落红：落花，诗人自喻。
[编辑本段]龚自珍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采园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龚自珍，名巩柞，字璱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纪念馆建于清末，属中式宅院，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马坡（婆）巷。龚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学务博览，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革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虽自11岁随父亲去京，久居在外，归杭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眷恋之情在诗中时有流露，“从此与谁谈古外，马婆巷外立斜阳”。1988-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爱。
[编辑本段]龚自珍之痛
“薮泽无才盗”，是晚清大诗人龚自珍针对当时中国人才极度匮乏所发出的感叹，为此他写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不到20年，他所“呼唤”的那个“才盗”、那个“杰出的强盗”就诞生了。而此人，正是他的儿子龚橙。
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中国人讲究“五伦”，可这位龚大公子除了自己的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
龚半伦虽家学渊源，又有严父亲授，却生性狂傲、喜空谈，世称狂士。为此，龚自珍曾多次劝勉儿子要踏实做学问。可惜，龚半伦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后来他流落到上海，依然放荡不羁，挥霍狎妓。
如果仅仅做一名“狂士”，倒也罢了，偏偏这位龚公子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英国公使威妥玛。龚半伦流利的英语，让这位公使大为惊叹。威氏对他极为赏识，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行动有护卫跟从，月致万金。包括公使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龚半伦为洋人效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据《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等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后，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然后，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这场大火燃烧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还烧得所有的中国人心痛，也让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
五言绝句、七言绝句600首
先来五言的
1鹿柴
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2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3送别
王维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4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5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6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7怨情
李白
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8八阵图
杜甫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遣恨失吞吴。
9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10送灵澈
刘长卿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11弹琴
刘长卿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12秋夜寄邱员外
韦应物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13听筝
李端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14新嫁娘
王建
三日入厨下，
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
先遣小姑尝。
15江雪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6行宫
元稹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17问刘十九
白居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接下来是七言
18回乡偶书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9桃花溪
张旭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矾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20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1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22闺怨
王昌龄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23春宫曲
王昌龄
昨夜风开露井桃，
未央前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宠，
帘外春寒赐锦袍。
24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25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26逢入京使
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27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8滁州西涧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9月夜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30征人怨
柳中庸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31宫词
顾况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
32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33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4春词
刘禹锡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35后宫词
白居易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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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
唐代诗人。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樊）人。生卒
年不详。天宝十二载(753)中进士。张继在至德中与刘
长卿同为御史，大历年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
洪州。与皇甫冉、刘长卿交谊颇深，殁于洪州后，刘长
卿曾作《哭张员外继》痛悼之。
张继诗现存约40首，主要是纪行游览、酬赠送别之
作,多为五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语言明白自然,不尚雕
饰。七绝《枫桥夜泊》情致清远，历来为人所称，北宋
时已刻石于苏州（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自
欧阳修《六一诗话》就“夜半钟声”提出疑问之后，后
人纷纷致辞，大多均列举例证，以明唐代僧寺半夜鸣钟
的事实。张继诗还有若干首表现了对于时事和人民生活
的关切，如《阊门即事》描写农民被召从军后田园荒芜
的情景，《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反映安史乱中
唐室播迁、财政拮据的状况。还有《送邹判官往陈留》
一首,写齐宋一带备受战争破坏，其中“女停襄邑杼,农
废汶阳耕”,“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几句,为《中
兴间气集》编者高仲武所赞赏。
席启寓刻《唐诗百名家全集》和《全唐诗》均存张
继诗1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和傅璇
琮《唐代诗人丛考·张继考》。
高适（约702～765）
中国唐代诗人。字达夫。居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以建功立业自期。早年游长安、过蓟门、卢龙一带求进身之路，未果。在宋中曾与李白、杜甫交结。天宝八载（749），举有道科，授封丘尉。后辞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之乱后，擢谏议大夫，历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剑南节度使，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其仕途通达，为唐代诗人所少有。
高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立功报国的豪情，表现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和对和平的向往，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安边无策。其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其讽时伤乱的诗，指斥弊政，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咏怀诗数量最多，思想内容较复杂。此外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和一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也颇有佳句。高适在当时已享盛名。其诗感情深挚，意气俊爽，语言端直，笔力雄厚。就诗体而言，其古体胜于近体，七古最擅。其歌行长篇，沉雄激壮，声情顿挫；五古质朴古直，有汉魏古诗气息。近体则以七律和七绝为工。原有诗、文集，已佚。今有明代《高常侍集》。新、旧《唐书》有传。
白居易（772～846）
中国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邽（今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他生于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③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书《楞严经》墨迹
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有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有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我国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楚国贵族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我国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子兰(怀王幼弟)，南后郑袖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等篇，反复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排除贤能的种种罪行。他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形式，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溶化神话传说，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久佚，后代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刘向所辑的《楚辞》。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辞海》1989年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河南杞县）人。生长在汉代，
是蔡邕之女，曾在汉末董卓之乱时被俘虏到南匈奴，十二年
后被曹操赎回。郭沫若有部历史剧讲文姬归汉，里面有文姬
唱《胡笳十八拍》，据一般考证认为，文姬仅留有一首五言
《悲愤诗》传世。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葬洛阳邙山。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崔颢(704?-754年），汴州（今开封）人。他诗名很大，但事迹流传甚少，现存诗仅四十几首。
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艹捕)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颢苦吟咏，当病起清虚，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诗瘦耳！”遂为口实。天宝十三年卒。有诗一卷，今行。（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
杜审言（公元648？-708年），初唐的一位重要诗人，杜甫的祖父。他的诗以浑厚见长，精于律诗，尤工五律，与同时的沈(亻全)期、宋之问齐名。他对律诗的定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也奠定了他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杜甫有云：“吾祖诗冠古。”史称杜审言有文集十卷，大多散佚不闻。现存最早的《杜审言集》是宋刻一卷本，收诗四十三首。《全唐诗》所收亦此数，并按体裁编次，计有五言古体二，五律二十八，七律三，五言排律七，七绝三。
贺知章，字率真，会稽永兴人。少以文词知名。擢进士，累迁太常博士。开元中，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家。后接大常少卿，迁礼部侍部，加集贤院学立，改授工部恃郎。俄迁秘书监。知章性放旷，晚尤纵诞，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更善草隶，人共传宝。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赐镜湖剡川一曲，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年八十六卒。肃宗赠礼部尚书。诗一卷。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揭露和批判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皆著名。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斥时政，《贾生》、《隋宫》、《富平少侯》等较突出。无题诗也有所寄寓，至其实义，诸家所释不一。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也工四六文。有《李义山诗集》，文集已散轶，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王维。字摩诘。河东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
服药阳〔疒音〕。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驸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宝应中。代宗问缙。朕常于诸王坐闻维乐章。今存几何。缙集诗六卷。文四卷。表上之。敕答云。卿伯氏位列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诗家归美。克成编录。叹息良深。殷〔王番〕谓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著壁成绘。苏轼亦云。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今编诗四卷。
薛涛字洪度，生于大历五年，卒于大和六年（即公元770-832年），享年63岁。原籍长安，幼随父居成都，八九岁能诗，十六岁入乐籍，脱乐籍后终身未嫁。
本《电子版薛涛诗全集》以施铁民(Davideelman)先生输入的《全唐诗》为底本，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张篷舟《薛涛诗笺》为校本。薛涛正式集子叫《锦江集》，共五卷，诗五百余首，惜未流传下来。后世各家所本的明本《薛涛诗》一卷，是从《万首唐人绝句》等选本拼凑起来的。张本是以《全唐诗》所录八十九首为底本，删去误植的薛能《牡丹》一首，补入《四友赞》、《浣花亭》、《朱槿花》三首，共九十一首。
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今属四川江油）人。唐玄宗时供奉翰林。后赐金放还，漫游各地。安史乱中，曾入永王磷府，因磷败而以“附逆”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东南一带，卒于当涂（今属安徽）。其诗与杜甫并为唐一代之冠，享誉甚隆。宋本《李太白集》不载其词。《尊前集》收录“李白词”十二首，然颇多伪托。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渐接近人民，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得始得官。及安禄山军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寻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一说饫死耒阳。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练，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继承和发展《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等诗，皆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也存在着较浓厚的“忠君”思想。有《杜工部集》。（《辞海》1989年版）
772－846，字乐天，太原（今属山西）人。唐德宗朝进士，元和三年（808）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又为苏州今属江苏）、同州（今属陕西大荔）刺史。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士。其诗政治倾向鲜明，重讽喻，尚坦易，为中唐大家。也是早期词人中的佼佼者，所作对后世影响甚大.
本名龟龄，字子同，金华（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唐肃宗时待诏翰林。后因事被贬，绝意仕进，隐居江湖间。自号玄真子，又号烟波钓徒。著书亦名《玄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