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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人在被黑帮控制的俄罗斯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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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基佐夫露天市场
在莫斯科，有一个挂着中国国旗的市场，那里，中国人有数万之众，他们中的大部分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品味了异国的幸福与辛酸。而今，随着俄罗斯禁商令大限到来（莫斯科可延迟至今年年底），何去何从已是必须决断的命题。而早在大限之前，黑帮、枪杀、恐怖爆炸、警察敲诈乃至国内疯狂跟货导致的恶性竞争早已令处于原始、低端贸易阶段的中国商人不堪其扰，改变只是时间问题。一些从艰苦打拼中浮出水面的“有分量”的华商，已经在着眼、着手于生意的高端竞争。
中国人在莫斯科
到欧洲去，到莫斯科去，翻越乌拉尔山，趟过乌拉尔河。吉林舒兰人聂海涛和他的亲朋们来了，黑龙江人也来了，中国多个省份的人，扛着包裹来了。
关百新也来了，他用12万余元的本钱，批发了6包半皮夹克，装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1995年8月，黑龙江五常人关百新在火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莫斯科时，他身上剩有50卢布。
“我1990年就开始往苏联远东跑生意，倒包，赚了一些钱”，关百新现在是莫斯科中国北方商会会长，经营着新旭集团，有鞋厂、两家饭店、一个公寓等企业，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信心满满，他在筹划着更多的生意，“人到了，货却没了。”关百新下火车提货，车站的人告诉他，货没有，丢了。他拿着一张提货单，呆在莫斯科火车站，傻了。
关百新决计从远东的乌苏里斯克到莫斯科倒卖皮夹克的起因是听说钱太好赚了。“最早是几个到匈牙利的北京人，在莫斯科火车站下车，拿几件皮夹克卖，赚了一大把钱，中国人到莫斯科卖皮夹克就是这样做起来的。”不止他想到了这项生意，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先于他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做起了皮货生意。
他丢了货，只能求助于同胞，于是，他来到住满了中国人的燕山楼。“以前就听说过，中国人在那里一边租房，一边卖货”，住处就是摊位，这是最早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经营方式，关百新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许多人闭门歇业，他敲开了一扇扇屋门，一次次遭到拒绝。
他没有朋友，虽然东北三省的中国人已经在这里站住了脚，比如吉林四合村的人，已经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大平原上的若干个城镇，卖着皮夹克，牛仔裤，走到了这里，比如燕山楼的老板——北京人贾志，已经通过把莫斯科的楼房包租下来，转给中国人赚取价差。但那时，关百新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初来乍到者，这是许多刚刚到达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处境，身上没有多余的钱，靠着多年的艰苦打拼，做起自己的生意。
关百新从“燕山楼”到“扩东楼”，再从“扩东楼”返回“燕山楼”，在莫斯科最早居住中国商人的楼房间往返，等到他终于有勇气敲开一扇屋门时，朝鲜族人吕士才正在盘点着一天的买卖。“老吕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关百新忆及鲜于向外人道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吕老板听了我的遭遇，很同情，收留了我。”
在吕士才的帮助下，关百新做起了“借货卖货”的生意，他每天一大早拿两件皮夹克走到与“燕山楼”隔了一条路的“上八线”市场。“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推着车卖货，我想，一定要把丢掉的本钱捞回来”，一个月后，他还上了在吕处的住宿和吃饭钱，还是一分钱没有落下，“零卖肯定挣不到钱的，只能搞批发，大量走货才能挣钱。”
麻雀山下的莫斯科1980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列宁体育场，在关百新到来时，已经沦落为一个超级大的市场了。“我去转了转，很多中国人批发皮夹克，一把把地查钱啊”，他这次从吕老板那里借了两包货，“卖了3000美金，我租了个摊位，燕山楼的很多老板我都混熟了，他们主动找我给货卖。”又过了一个月，关百新还上了所有的欠债，并有钱在贾志那里租到了一间房子。他雇佣了一个乌兹别克人，一人在租房里卖，一人在列宁体育场卖，两个月后，他已经赚到了两万美金。
关百新的道路串起了中国人在莫斯科的足迹。靠着“借货卖货”，关百新不仅挣回了丢掉的12万元货物，而且赚到了他“从未见过地多”的钱，那几年，他几乎走遍了中国人聚集在莫斯科的每一幢楼房，结识了一些至今还保持着生意关系的伙伴。
“一只蚂蚁”市场
“至少有20万外国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中国人也得有好几万。”包下市场的黑帮公司将改装的集装箱摊位高价转卖给租户。“原来不到一万美金的摊位，经过多年炒卖，已经狂飙到约15万美金”
进入那座号称全欧最大的市场，迎面而来的是三辆体积庞大的坦克车，刚走过大门，六门炮口冲天的大炮停放在体育场的草坪上，似乎昨天刚进行过军事演习。庞大的，已经坍塌一半的体育场里，看台上红色和蓝色的座椅尚且整齐。一个角落里，穿着统一制服的人员正在列队训练，那是管理“一只蚂蚁”市场的黑帮公司保安人员。
北方商会在2007年3月18日开了一次会，这时的关百新已经坐到了主席台上，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欢迎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行和参加“中国展”的国内来客，商会需要筹集一部分经费，尽地主之谊款待来宾，还有一个目的是通报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签署的“关闭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的命令。
“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不是为中国人所广知的名字，几乎所有的在此经营的中国人不能准确叫出这个有些绕嘴的俄语名字。“中国人叫它‘一只蚂蚁’”，一位卖裘皮的中国商人说。
到会的近20名代表中，大部分与这个市场有关系，有些人还在市场里经营有摊位，有的则是依托这个市场起家，走过了从中国到莫斯科最艰难的路程。“根据所签署的文件，所有位于丁香花园路2a等和位于苏维埃大街80号的商业网点在2007年12月31日以前必须关闭。总体上来说，可以认为，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的部分分阶段关闭，从今年7月1日开始。”
4月1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切尔基佐夫露天市场上，一名中国商贩在自己的摊位前。
关百新在1998年了结了列宁市场的生意，搬到了“一只蚂蚁”市场。
早在2006年底，莫斯科就传出消息，俄罗斯总理米弗拉德科夫签署了一项法令，从2007年起，将逐步限制外国人从事零售业，直至年底完全禁止。从2007年1月15日到4月1日，外国人在帐篷、市场以及商店以外的场所进行零售业的人数应限制在零售业总人数的40％。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在零售业总人数所占比例降为零，也就是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从事零售业。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国商人，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都将目光聚焦在“切尔金索夫斯基市场”，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外国人批发市场。“至少有20万外国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温锦华先生说，“中国人也得有好几万，在莫斯科的中国人，这个市场里的占了大半。”
这个市场规模之大超乎想像，在莫斯科东北角，1980年的奥运村边缘，一侧是彼得大帝当年的狩猎场，如今森林密布，一侧就是“一只蚂蚁市场”，围绕着曾经的奥运会体育场，一圈圈集装箱组合成的商铺密密匝匝。从市场侧门进入，可以看到一片带有中国式屋顶的简易房子，那里就是中国人占多数的太阳区，走过挂有中俄国旗的拥挤的通道，就可以看到著名的“黄楼”。“除了太阳区，还有阿尔泰、巴恰等20多个区，每个区有两三千个摊位。”一位来自中国沈阳的摊主说。
这是在全俄罗斯见过的大市场的一个显著特色，用废弃的轮船集装箱改造而成商铺。“前苏联解体后，市场一片空白，各国来的摊主自己买旧集装箱加工，后来，包下市场的黑帮公司做这些事情，高价转卖给租户。”舒兰人董先生说，原来不到一万美金的集装箱摊位，经过多年炒卖，已经狂飚到约15万美金。
在黑帮的控制下
黑帮控制下的“影子经济”已经占全俄罗斯经济总量的20％－25％，已经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一面是黑帮、枪杀、恐怖爆炸，一面是出售货物赚取高额的利润，在危险与牟利之间，更多在俄中国人选择了后者。
黑帮公司控制着俄罗斯大大小小的市场，3月14日，俄罗斯权威报纸《新消息报》刊发文章说，俄内务部的一份秘密资料显示，全联邦主体十分之一在黑帮控制下，他们所控制的“影子经济”已经占全俄罗斯经济总量的20％－25％，已经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
该文章着重说：“这份文件列出了一干令政府头痛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包括盘踞在著名露天批发市场‘一只蚂蚁’市场的黑帮。”仅此市场有数万个摊位，计算下来，每年有近百亿美金的“黑金”流向了黑帮的腰包。俄罗斯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里山可夫说，苏联解体后，黑帮在俄罗斯像花儿一样怒放。
谁都不知道那个市场里真正的“老大”是谁，“有一个老头，开一辆红色的破拉达，但最好不要惹他。”一位中国区的摊主说，那位老头其实是一个分区的头儿，有钱有势。“大头如果到市场来，都是坐奔驰防弹车，6名保镖前呼后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市场是一级级自上而下管理的，管理中国区和阿尔泰区的是两个中国人，一个叫袁新（音），一个叫孔小虎（音）。袁常居北京，收租金的事情不用他打理，孔是中国河南籍人，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后流亡俄罗斯的。
“从远东到莫斯科，黑帮到处都有，既有中国来的，也有俄罗斯本土的，很多人不是担心管理市场的黑帮公司，而是敲诈勒索的小黑帮”，关百新在刚进入俄罗斯做生意的第二年，就遇到了一次危险，“他们在市场上‘踩包’，踩到谁的包了东西就得便宜卖给他。”
1992年8月一天，关百新和几个同伴一大早就到乌苏里斯克的市场上出摊。“五六个中国人把我们围住了，后来知道是来自吉林汪清的朝鲜族人，自称老大的那个是黑龙江阿城的”，他们要吃掉关等人的货物，一分钱都不给，“我们如果这一次被踩了，以后他们就会天天踩。”关百新决心搏一把，他们带有防身的刀具，他暗示同伴一起动手，制服那个老大。“只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老大被我们姓赵的同伴扎中一刀，送到医院几天后就死了。”俄警方处理了这起案件，关等人属于正当防卫被判无罪，之后，这几位五常人在乌苏里斯克再没被人“踩过”。
关百新有一次差点丢了命。“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照常到市场上卖货，刚走出住处不到100米，听到身后有响声”，他们回头一看，一群蒙面的人拿着枪、棍棒砸开了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如果有人留在屋里，肯定活不成，等蒙面人走后，回去一看，所有的货都没了。”最危险的一次是，关百新睡在出租房里感觉到不祥，他和同伴缩在屋角，“咣咣几声枪响，床上的被子打出了火。”他再次侥幸逃得一命。
在关百新的“福满楼”酒店里，贴着一张捐款名单。“2006年8月，吉林舒兰四合村人张大营在大爆炸中死了”，舒兰人董先生说，爆炸幸亏没有发生在中国区，“炸药不知道怎么运进来的，外国人被炸死很多。”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爆炸造成10多人死亡。
一面是黑帮、枪杀、恐怖爆炸，一面是出售货物赚取高额的利润，在危险与牟利之间，更多在俄中国人选择了后者，并对之习以为常。
警察的“保护”
全市场抓了几百中国人，锁在警察局的铁笼子里，“喊到谁的名字谁去交钱”。不肯交钱的关百新被警官拿出手枪威胁，最后他建议说，不如每天固定给警察交保护费
“看见警察查护照，我就跑，撵上了该倒霉，撵不上就省钱了。”“一只蚂蚁”市场跳楼区的孔先生说，“有一次被抓住，拉到树林里，警察冲天放枪，我只好掏了钱。”
新旭公寓的一个20来平方的房间里，年轻姑娘小赵的床在屋门处，挨着她的是三对夫妻的双人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甚至男女欢事，这是中国人在莫斯科典型的居住方式，一是为节约房费开支，二是为安全着想。这座楼房的一层和二层住着200多中国人，走廊上摆放着一排中文中学教材，那是大使馆专门送给在这里随父母生活的中国孩子的。
在莫斯科，和新旭公寓同样环境的中国人居住处还有多处，如吉祥公寓、聚海公寓等。“警察一般不会到这里查，通过老板每月交给他们保护费。”在吉祥公寓居住的一位沈阳人说。
开办这些公寓的都是在莫斯科比较有影响的中国人，吉祥公寓的老板原为郑德，后转为一位已经入俄罗斯籍的李姓女人，新旭公寓由关百新开办。关讲了一段他与莫斯科警方关于收取保护费讨价还价的故事。
“那还是在列宁体育场出摊的时候，我又一次被警察抓走了，全市场抓了几百中国人”，关百新被锁在警察局的铁笼子里，“喊到谁的名字谁去交钱”，如果走，要交150卢布，关始终没交。他被警察弄到一个屋子里，“一个警官拿出手枪问我怕不怕死？我说不怕。”
关百新跟那个警官说，这样不行，做不成生意，不如每天固定给警察交保护费。那个警官同意了他的想法，“他让我写一个方案”，关写了一份11条的条约，“我找人翻译给警官看，他基本上同意了。”关拟定的条约是：在市场上出摊的中国人，有身份手续齐全的每天交50卢布，有身份但手续不全的每天交100卢布，什么都没有的交150卢布，这些钱叫治安费，警方保护安全，开具收费小票。
列宁体育场市场上的中国商人获得了暂时的宁静，但保护费亦不能换来所有的安宁。“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人被撵得没地方住，不能住在居民楼里，宾馆也不能住”，那一阵儿，中国人只能在彼得大帝的狩猎林里栖身，“成千上万中国人都只能露宿街头，那惨象不想再提。” 原始贸易的黄昏
“我觉得，中国原始的对外贸易形式要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办公室，温锦华郑重地说，但该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呢？温也没有想好，他在当晚飞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那里，由他牵头，几位中国商人投资兴建的中国商贸城开业，“总得为中国商人找块新地方吧，这里不能呆了，就去别的国家吧。那里一切按正规的通关手续做，从一开始就避免非法。”
“中国人发货太多了，已经很难挣到钱了”，那位沈阳女人说，“一个人做牛仔裤赚了钱，马上就有人发几十万条、上百万条过来，把价格一下子拉下来。”一夜之间，市场上铺满了产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工厂的牛仔裤，“很多人都没赚到钱，特别是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福建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货通过灰色清关的手段，走海路，过大西洋，转运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港口，当这些货物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市场上面市时，已经比在中国本土的价格还低了。“有时连运费都挣不回来，运进来10万件能批发出1万件就不错了，剩下的只能拿到跳楼区卖。”
从中国东北来的乡下人等在跳楼区里，专门接手南方老板砸在手里的货物。“一件棉衣只能卖100多卢布，这在国内批发都拿不到。”孔先生靠着零卖“跳楼货”，每月能交给市场管理公司4500美元的租金，挣下在莫斯科昂贵的生活费，年底还能带回家至少两万美元。
尽管一批批刚从海上运到的货物很快就进了“跳楼区”，但还是有人继续着如此方法，谁做什么赚钱了，马上跟进。“他们都在赌，十次有一次赚了，就把赔掉的9次赚回来了。”
温锦华在俄罗斯多年，见过很多把货积压在仓库里的中国商人给国内报告消息时，总是报喜不报忧。“这种赌博似的贸易方式使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生产厂家一直遭受蒙蔽，”温先生提醒说，“不要疯狂地往俄罗斯发便宜货了，很多货物没有进市场就进垃圾场了。”
疯狂的“跟货”手段导致中国货在俄罗斯的价格一路下滑，“在国内要100多人民币的衣服，在这里只能卖几十块钱”，一位“跳楼区”的中国摊主说，俄罗斯的市场里不是因“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法令出台后华商才抛货，“天天在‘跳楼’，天天在抛货，有时，我们卖得都心疼啊。”“比如打火机，第一批进来的卖20元一只，几个月后就有人会卖1元一只，而且成轮船地运来。”
莫斯科郊外的“一只蚂蚁”市场就要“寿终正寝”了，在此淘金的各国商人们也正在看到坠落在白桦树枝头的夕阳。多种中文报刊上正在刊登着阿塞拜疆、匈牙利、乌克兰等国家中国商品贸易城招商的广告，甚至在弥漫着战争阴云的伊朗，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也已经完工。即将在俄罗斯“落幕”的中国商铺，又要转往那里。
关百新准备再开办一家汽车修理厂、一个建筑工程公司，“我还想在加入俄罗斯国籍后，在莫斯科买一块地，用自己的工人建一座四星级的酒店。”这位多次死里逃生，丢过货、乞讨过、站过摊、交纳保护费的中国商人，走出了繁杂、低端的市场，做起了更高端的生意。
信息来源：《世界营销评论》 责任编辑：Nich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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